【专题二】清兵入关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
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自成怒，亲部贼十余万，执吴襄于军，东攻山海关，以别将从一片石越关外。三桂惧，乞降于我大清。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万，阵于关内，自北山亘海。我兵对贼置阵，三桂居右翼末，悉锐卒搏战，杀贼数千人，贼亦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我兵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万马奔跃，飞矢雨堕，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雹。自成方挟太子登高冈观战，知为我兵，急策马下冈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三桂先驱至永平，自成杀吴襄，奔还京师。时牛时牛金星居守，诸降人往谒，执门生礼甚恭。金星曰：“讹言方起，诸君宜简出。”由是降者始惧，多窜伏矣。自成至，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二十九日丙戌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礼。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诘旦，挟太子、二王西走，而使伪将军左光先、谷可成殿。
五月五月二日，我大清兵入京师，下令安辑百姓，为帝后发丧，议谥号，遣将偕三桂追自成。时福王已监国南京，大学士史可法督师讨贼。自成至定州，我兵追之，与战，斩谷可成，左光先伤足，贼负而逃。自成西走真定，益发众来攻，我兵复击之。自成中流矢创甚，西逾故关，入山西。会我兵东返，自成乃鸠合溃散，走平阳。
李岩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自成自成归西安，复遣贼陷汉中，降总兵赵光远，进略保宁。时献忠以兵拒之，乃还。八月建祖祢庙成，将往祀，忽寒栗不能就礼。自成始以岩言，谬为仁义，及岩死，又屡败，复强很自用，伪尚书张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制铜镆，官吏坐赇，即镆斩。民盗一鸡者死。西人大惧。
顺治顺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败死。潼关破，自成遂弃西安，由龙驹寨走武冈，入襄阳，复走武昌。我兵两道追蹑，连蹙之邓州、承天、德安、武昌，穷追至贼老营，大破之者八。当是时，左良玉东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屯五十余日，贼众尚五十余万，改江夏曰瑞符县。寻为我兵所迫，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宁、蒲圻，至通城，窜于九宫山。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鉏死。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也。时我兵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获自成两从父伪赵侯、伪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获伪汝侯刘宗敏、伪总兵左光先、伪军师宋献策。于是斩自成从父及宗敏于军。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
——《明史·卷三百九·流贼传》
是谁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明朝末期，建筑业，金属冶炼，造船业，纺纱等工业在当时已经非常发达，根据外国学者的估算,明末中国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得益于此，中国商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在思想领域，对人性肯定的王学的兴起和不同流派的学术争论和对封建礼教的质疑开始冲击当时的顽固的封建思想体系。尽管弱小，但仍不可忽视。特别是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反专制、反传统，这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里出现了新的生机，有很大的启蒙意义。
可是，自清兵入关以后，这种思想又被钳制了。从更大的背景来看，新的满清王朝把一个已经有了现代化萌芽的中国拉回到了一个专制色彩很浓的社会，“留头不留发”、文字狱等文化专制，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政策上的“重浓抑商”“闭关锁国”等，都延缓了历史进程，是一种历史倒退，中国本来有可能走向现代化的契机消失了。
明朝的历史性进步
明朝开国有其特殊性，君主出身草莽，就是贫农，此为朝代鼎革的第一遭。明之代元，兼有民族革命和人权革命。民族者光复汉族，扫逐蒙鞑，人权者，树立底层人的权利和尊严，求人的平等，把孟子"仁"政理想终于法律化。是为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其意义不亚于民族革命。明以前，劳苦者法律身份上为低等人，除去经济依附，还没有刑事平等权，如宋律规定，地主打死佃农减罪一等，鞑元时期更倒退为地主打死佃农只须交付烧埋银两若干。而大明律则是，法律不再保障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佃农不再作地主的财产看，于人格上无差别，法律均视同为平民。在此基础上，地主亦失去刑事豁免权。大明律仅要求，佃主见面当守礼仪，"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分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 法律上平等为民，雇佣关系上以礼仪润滑之，今世劳资关系也仍是如此。
另一方面，就是伟大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以丁银入于亩税，则国家对人丁户口的控制减弱，对田地的依赖增强，明人顾起元说，"今日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 从册多不占之丁看，庄园式人身依附关系已经解体。劳动者有了更多自由从事自己爱劳的行业，这当然促进了商品经济也被商品经济促进着。万历朝吕坤《去伪斋集》有描述当时自由择业的游荡工人，"贫民或给帖充斗秤牙行，或纳谷作粜籴经纪，皆投揣市井间，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孥，此等贫民天下不知几百万矣。" 天下不知几百万，流连市井间天下南北无不可见，已是时代潮流。
此外，明初的"匠户"制度，乍一看绑定了工匠，实则随着兴革自嘉靖以后，匠人可纳银代役，其无银者劳，纳银者便自由从事农商或其它制造。整个明中期以后，人民益为流动，社会活力益旺盛，雇佣概念广泛建立起来，如匠户纳银代役者，朝廷再收其银就近就便雇佣人工，俟日给饷，事罢遣散，政府公然雇佣"零时工"以取代封建徭役的作法，不啻于时代的大进步。
脆弱的“萌芽”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里，多数学者认为：明代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虽然封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是在江南等地，无论是手工业、农业、商业，还是社会风俗、文化生活、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普遍地看到这种新变化的迹象。例如：手工业方面，随着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纺织业中，织机和织工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工场手工业已经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业已出现，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矿冶业内部，在嘉靖、万历年间官营矿业急剧衰落，民营矿业迅速发展。在手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农村商业性农业开始勃兴，有些地区甚至专门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生产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进行交换，纯属商品生产。万历初年，一条鞭法的实行，加快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其实质亦是商品经济新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反映。私有土地日益扩大，以致出现了“经营地主”。商业方面，商品货币经济更加繁荣，白银广泛使用。具有近代城市性质的新型工商业市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国内市场网络开始形成。对外贸易获得新的发展。商业资本家与封建保守派之间在对外贸易上的激烈斗争，实质也是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生动反映。
在承认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基础上，多数国内学者也清醒地意识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程度对比西欧而言异常缓慢。学者们对于这一现象也纷纷作出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存在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它一方面残酷剥削农民，造成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并引起农民大量逃亡，为手工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从而使生产技术不能很快提高，生产工具得不到迅速改进。另一方面，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许多作坊或工场手工业主把积累的资本用于购买土地，不能转为产业资本。”也有的认为主要是取决于明朝政府的经济政策：一方面以抑商、重税，摧残工商业；另一方面用垦荒、赈恤、招抚等手段，使小农经济得以勉强维持下去，保持自然经济结构。有的还认为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不高，明代旧的生产方式内部结构还非常牢固，小农业与手工业仍然紧密结合；地方性小市场在城乡还广泛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由此形成了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一系列独特的内部结构。没有较高的生产力，就无法使之分解。有的从封建社会本身的特征上找根本原因，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还未形成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条件；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落后拖住先进；人口众多的压力，以及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影响。有的从分析上层建筑出发，指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封建国家统治力量强大，并有一整套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有的则认为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思想影响太深，而新的因素十分脆弱。
滋养“萌芽”的思想火花
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万历年间，西欧资产阶级的文化科学开始输入中国。例如，意大利人利玛窦就在这个时候到达中国。他在中国传教约二十年，设立了三百多所教堂。除了关于天文、地理、算学、音乐等的译述以外，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交友论》、《辩学遗牍》等，可以说，这些是最早在中国流行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献，它们对于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不小的影响。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利玛窦到中国以后的情形是：“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外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沈德符的这一段文字表明，当时西方思想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舆论反响，就是认为它有“窥伺中华”的危险；而沈德符在这里所做的解释只能更加证明利玛窦等人的活动对于中国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明朝万历以后的各种历史条件，仍然继续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被扼杀的“萌芽”
1644年，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远在边境的善于打仗却不善于政治经济的女真族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入主中原，清朝统治者以为学习了前朝的体制，就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却不知道自己在拉了一把中国的“后腿”。除了入关是的大屠杀的恶行以外，清朝统治者还实行了一系列禁锢思想（如文字狱，八股取试）维护封建统治（重浓抑商等）的措施，同时设立专权机构，使得原本明朝取得的历史进步前功尽弃。
经济方面，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即使是后来的康乾盛世，也无法媲美当年明朝的经济。
下面是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 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近年来有的同志在铁产量上做了些统计（表8）。统计表明，我国铁产量随着大动乱而明显地波动着。宋代铁产量比唐代有一个大的进步，但经过战乱和分裂．南宋产量就降到了唐的水平。到元代铁产量仍然未达到北宋水平。明代有个大发展，高出北宋一倍多，使我国的铁产量在世界各国中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但到清代初期，经过明末大动乱，再加上政府严禁开矿，冶金业衰落了。康熙皇帝于公元1675年还谕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可见，清兵的入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使得中国无法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正常的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清朝的专制统治和思想控制也是使中华民族民族性格软弱化迂腐化的主要原因。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如有不足，请求指导。 乖乖写了这么多东西啊，rab13bit
中国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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