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师。四岁能作径尺书，景帝召试之，甚喜，抱置膝上，赐果钞。后两召讲《尚书》大义，称旨，命入京学。天顺八年，年十八，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
弘治五年，旱灾求言。东阳条摘《孟子》七篇大义，附以时政得失，累数千言，上之。帝称善。
十七年，重建阙里庙成，奉命往祭。还，上疏言：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篒窳[注]，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烦，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国家建都于北，仰给东南，商贾惊散，大非细故。更有织造内官，纵群小掊击，闸河官吏莫不奔骇，鬻贩穷民所在骚然，此又臣所目击者。
夫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成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臣在山东，伏闻陛下以灾异屡见，
敕群臣尽言无讳。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廷、贵戚者，动为掣肘，累岁经时，俱见遏罢。诚恐今日所言，又为虚文。乞取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断在必行。
帝嘉叹，悉付所司。
是时，帝数召阁臣面议政事。东阳与首辅刘健等竭心献纳，时政阙失必尽言极谏。东阳工古文，阁中疏草多属之。疏出，天下传诵。
——《明史"李东阳传》
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这便是正德年间仅次于三杨内阁的中国最强内阁。
这三位有明孝宗朱佑樘亲自选拔的能人义士，对混世魔王朱厚照的前期统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刘瑾当权后，为非作歹，迫害忠良。刘建和谢迁因不满八虎的所作所为，上书皇帝被批告老还乡。只留下李东阳孤身一人在黑暗的朝政中力挽狂澜。
孔老夫子曾，:“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然而，李公却没有这样做，不是为了皇帝，不是了权势，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这位开创了茶陵诗派的当时的文坛领袖，并没象一般的文人那样，逃避现实，以文字来批评朝政。他，选择了一条艰苦的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然而，他的苦心却不被世人所明了。
作为老一代士人代表的李东阳进入正德时期为少数顾命大臣之一，后来又继任首辅。但是此时的他，仍然用原来的人格元素已经无法得到应有的政治实力和皇帝的认可。于是正德朝的李东阳是备受争议。他曾与秉笔太监刘瑾共事武宗，其间对刘的奉承吹捧令士人不齿。《明史·李东阳传》评曰“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蔽，而气节之士多非之”，也正因他的因循软弱导致了宦官集团的更加放肆。他的这种性格已无法做到再次协调皇帝与士人之间的关系，更得不到气节之士的认可与谅解，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和时宜，他在《致仕命下，喜而有述》中云“四朝冠弁已华颠，一住黄扉十八年。力尽驱驰千里道，梦回钟漏五更天。从来癖性耽山水，老去闲情付简编。惟有国恩酬未了，海波无地着微涓”。而现实留给他的，只有归隐一途了。
——《明朝君主集权下士人心态的变化》
看完这条评论后，相信各位都会以为“李公不过如此而已”，但又有谁清楚他的“谋”是如何的呢？
事实上，他只是在等待，他在等待一个人。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终于时机来了，在杨一清和八虎之一的张永密谋努力下，刘瑾完蛋了。百姓都在欢庆之时，却忘了一直以来，是谁在委屈中为他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在朋友的鄙视中，在世人的不谅解里，他坚守了自己的信念，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他甘愿背负所有的骂名。这一种隐忍，正是“谋”的最高体现，也正是勇气与信念的最好的证明。
在国际的普遍的不理解的声音中，中国，同样选择了隐忍，我们不必去急着证明些什么，时间会为我们说出真相，历史会记录下我们的气度。
隐忍，是一种气度，也是一种智慧。
[
本帖最后由 Vivi 于 2008-4-29 13:1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