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谒鲁迅故居
元月三日，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即将过去，忽然心血来潮，非要去瞻仰鲁迅故居白云楼一下不可。好在早查好了公交线路，到了江湾桥脚下，我知道白云楼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沿着白云路向那条绿荫掩映的小径走去，果然几株古老的榕树下有一幢四层的黄色小楼，高大的拱门，欧洲古典的巴罗克风格，却没想到楼前有块铁牌子，上面写着：公共厕所，我顿觉纳闷，“这么好的楼怎么会用来作厕所，真是暴殄天物，这一定不是白云楼”。再过去时，在7号的门旁有一块黑色的牌子，上面赫然刻着“鲁迅故居”。
我和先生仿佛穿越了时空，神交了已久，终于在此相遇了，我很欣喜，但欣喜之余，却有一种莫名的愤怒。我不知道立那块牌子的人，在这里修厕所的人是真不知道这里是鲁迅故居，还是脑子进水了。这种愚昧无知不仅是对长眠于地下的先生的侮辱，也是对整个民族的侮辱。我真的怕外国人来参观，当他们看到那块用英文标出的“toilet”准会笑掉大牙。他们会惊叹，中国人的素质竟然还如此之低劣。
先生于1927年1月18日来到广州，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先是住在中大钟楼，因为教师宿舍紧张，所以先生于3月29日搬到这里，当时这里是邮局，现在先生的7号门上面还刻着“邮局”二字。一转眼八十年过去了，当年先生出入的那扇铁门已是锈迹斑斑，令我诧异的是，铁门上竟然还贴着一张“催缴水费通知单”，时间是2006年12月，难道不久前这里还住过人？时空在这里交错，让人啼笑皆非。
再转过墙角，却是一间灯饰五金店，店主人也许根本就不知道鲁迅为何人吧，他怎么会知道他有幸与鲁迅成为邻居呢？楼后是一块破败的水泥地，作为停车场，富人们的“奥迪，宝马”安静地卧着，它们可比先生当年出门坐的黄包车高级多了。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屋檐下的椅子上晒太阳，很显然这楼上还住着人，而且“人气”还很旺。
历史溶化在在透明的空气中，那么淳厚，悠闲，这些人天天在呼吸着历史，但他们毫不知情，历史早已远去，先生久已作古，好像一切都和他们无关，80年后的今天，这些慵懒的人们竟和八十年前先生抨击的麻木的看客没有多大区别，这不能不说是先生的悲哀，国人的悲哀。
凝望二楼先生的窗台，八十年前的风云变幻仿佛历历在目，1927年，中国现代史上急剧动荡的一年，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一时各大进步势力纷纷南下，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的骨干亦到广州开展活动，广州遂成为革命的大本营，新旧思想的大熔炉。三月底，鲁迅和他的学生孙伏园办的“北新书屋”在芳草街开业，先生说“广州除创造社的一些出版物外，其他大抵很芜杂”，所以他“欲将北方的北新，未名的出版物介绍给广州青年”，开业那天，北新书屋和先生家里一定是宾客盈门，前来道喜的既有先生在北京任教时的门生故旧，也有中大的师生，许广平姐妹和许寿裳等人都忙着接待。
入夜，宾客们都散去了，四周安静下来，许广平和许寿裳都睡了，先生点上一支纸烟，拧亮了淡绿色的台灯。他陷入了沉思，对中国的现状，先生在充满期待的同时又有一丝隐忧。虽然北伐节节胜利，但是中国尚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未来会怎样，谁也无法预料。
4月10日，先生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边》，意在告诫人们不要因为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而放松了警惕。果然，两天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工人群众和共产党员。4月15日，广州也开始“清党”，中大一些左派的教授和学生被发动军警逮捕，出于为学校的利益计，先生以教务主任的名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师生的措施，先生主张以学校的名义先保释学生出狱，但遭到国民党要员朱家骅的强烈反对，因此先生与朱家骅在会上公开对立，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经过一番努力，由于反动派的阻挠，营救的事最终不了了之。作为一个教务主任，他无法营救自己的学生，对此，先生十分愤慨和失望。4月29日，先生正式向中大提交辞呈，并退还聘书，但中大不允许先生辞职。直到6月15日，中大才接受了先生的辞职请求。
在白云楼居住的半年里，先生编就了脍炙人口的《野草》《朝花夕拾》，写下了《而已集》《三闲集》中的不少名篇。在离故居不远的鲁迅纪念园中，矗立着先生的半身塑像，目光坚毅而沉着，两簇浓密的胡须像两把直刺黑暗社会的利剑。背后墙上刻的正是《野草》中的片断。1927年，是鲁迅的思想急剧转变的一年，此前，他是个自由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者，之后，他开始接受共产主义，逐渐向共产党靠拢，这主要是出于他对当时处于弱势的共产党的同情，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的大公子陈延年亦主动和鲁迅交往，这对他的思想转变亦起了不了的作用。
广州是鲁迅生命中最后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他完成了转向，9月27日，先生偕许广平赴上海定居，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站的战斗。
2007-1-7(※本文转自：华师后院http://www.myscn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