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 简 介
曾昭璇，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地貌学、地理学、人类学研究，是华南历史地理界的开启者，其研究领域广泛，涵盖了华南历史自然地理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广州历史地理研究和珠江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上建树颇丰，是华南历史自然地理的宗师。2004年获“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2006年被中国第四纪研究会授予“功勋科学家”称号。他开创了历史地貌学理论研究，首先提出“丹霞地貌”作为地貌学的专业概念，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退而不休，生活依旧精彩
我们按响了教授家的门铃，曾教授为我们开门，还没等我们开口介绍，他便笑着点点头将我们迎进门，之后便坐在沙发上等待我们的采访。
尽管他夫人梁景芬女士之前告诉我们，曾教授近期身体不是很好，可是从他丰富的表情和清晰的逻辑中丝毫看不出80多岁老人的痕迹。
寒暄中，我们问起他这段时间做何研究，曾教授说正在写一本书，有关佛教文化。看出我们脸上带着困惑的神情，他笑着说“就是和尚”。这样随和的笑容，使我们顿感亲切了很多。问起教授现在的兴趣爱好，他说“补过”，又解释到“现在也没什么大任务做了，但是我还有余力，看看以前的书哪里写得不好的，可以修补一下。”
我们注意到他家客厅里挂有很多精致的花鸟工笔画，落款都是“昭璇绘”，笔法细腻犹如专业画家。曾教授的兴趣很广，许多体育运动都擅长，比如足球、乒乓球、还有高尔夫球，偶尔还拉拉二胡，不过他郑重补充“不精的”。在之后的采访中，他还同我们兴致勃勃地聊起了NBA球赛。我们有些惊讶，很难想像一位86岁的老人，竟然还有这样广泛的兴趣，依旧过着这般丰富的生活。
忧国忧民，艰难科研求索路
曾教授于1939年入读中山大学地理系，我们很好奇，在那个动乱年代，为什么会选择地理这样一个冷门专业。
曾教授答了很多：“一方面幼年受家庭的熏陶，一方面中学地理老师讲课很精彩，我自读了《徐霞客游记》，对地理很有兴趣。此外，我觉得地理是‘经世致用’。”
我们接着提问：“那为什么您硕士时期不再读地理，而是选择人类学呢？”
教授语气明显有些沉重：“我当时看到客家人苦，广州人苦，湖南人苦，云南人也很苦；光读自然地理没有用啊，要救中国必须读人文地理”，他叹了一口气，不语，陷入了有关那个年代的沉思……
曾教授曾于20世纪40年代首度提出“丹霞地貌”的地貌类型，在对丹霞山进行了长时间的野外考察后，认为广东丹霞山“无论在规模上、景色上，皆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
我们想向他详细了解当时野外考察的情形，在那样困难落后的条件下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教授说得很随意，语气中让人感觉不到艰苦，或许多年来的野外考察经历使他早已习惯了这项艰险的工作。他只是淡淡地说“没地方住，就住在贫下中农家里；登山没有路，就和老师一点一点攀上去，再险也要到顶峰。”
家国动乱，风雨求职话艰辛
若不听他讲述，你不会了解那个年代的科学家走过多少艰辛；若不与他倾谈，你不会知道那个年代的科学家历经磨难却从未记恨岁月，生活窘迫却从不忘救国。
———编者
40年代是中国苦难的年代，先是抗日，接着蒋介石发动内战。1947年，国民党处于崩溃的边缘，广州当时是美国的半殖民地，绝大多数人很贫困，好多教授做兼职或者典当西装才能过活。虽然我们已有了心理准备，可还是没有料到曾教授的求职路这样辗转。
他当年研究生毕业，在中大做助教，其实就是帮教授提东西，做苦力。之后北方的大学南迁，中大为了留出空职给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的教授，撤消了助教职位，他不得已去福建泉州做老师，在那个学校也没呆多久，接着便去了台湾大学。
我们想知道台湾当时的情景，曾教授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对台湾的情况也看得极为透彻。他对我们说“国民党没去之前，台湾的经济还不错，虽是日本的殖民地，农民都有工做，家庭不错的孩子还可以出国读书。后来国民党过去经济就垮了，因为200万大陆去的人全靠台湾本地人养，我当时在台湾的大学，那里的教授都劝我走吧，说这里不是做研究的地方。”
曾教授从台湾归来后，先后辗转湖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州南武中学，1949年才到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地理系就职。
杏坛情切，远见求实育人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曾教授被定名为“反动学术权威”，我们问他是否受到批斗，教授答：“我还算好，只是陪斗，拿个锣游街，喊着‘我是革命反动派’。”
坐在一旁的夫人对我们说，当时红卫兵都是低年级的学生，没有批斗他，还悄悄告诉我不用担心。曾教授和学生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他教的东西都是实践得来，有用，学生喜欢学，而且经常带学生去野外考察，对学生特别随和。
1976年，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重建，曾教授接任系主任。他亲力亲为设计兴建地理系楼，并多次出国考察，联系派遣留学生事宜。
我们走的时候，一位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前来拜访他，归还曾教授借给她的书籍。看着曾教授专注倾听的神情，沧桑的面容里依旧带着青春的笑容，我不禁想起他在40年代写下的两句七绝“大地有情知我意，愿交坟典共生平”。曾教授做到了，60载讲坛耕耘，桃李芬芳就是最好的见证。
这篇稿是今年5月采访曾教授所作，那时曾教授刚做完手术，身体尚好，与我们交谈几小时仍不见疲倦之色；他夫人在身旁，二老向我们说了很多那段特别时期的故事，我们感叹他们的谦和与勤勉。8月，在报纸上看到曾教授去世的消息，震惊之余还有哀痛，仅以此文怀念曾昭璇教授及许许多多伟大的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今天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昨日的奉献。
———编者
采访，摄影/汪凌霄 邓素球
撰文/汪凌霄
(※本文转自：华师后院http://www.myscnu.com)
